由法官自由裁量权所想
黄雪坚
(中山大学法学院 e-mail:shenrou.human@163.com)
自由裁量权,如果不设定行使这种权力的标准,即是对专制的认可。
——弗兰克•福特
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法律是指统治阶级制定的，反映统治阶级利益，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则。法律是立法者制定的，是白纸黑字的东西，法官是执法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人们常常喜欢设想法官是位于法律之下的，是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1]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发现，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可以改变规则。比如下面的例子。
案例（1）：1903年，美国法院审理一起劳资纠纷：达维斯诉莫尔根。一个公司雇主和雇员莫尔根签订一份雇佣契约。莫尔根的工资为每月40美元。契约签订不久，另一家公司说，只要莫尔根肯来，每月的工资就多25美元。于是莫尔根要求原来公司加工资，否则就走人。原公司只好答应每月增加20美元，但是要求在年底付清。莫尔根就留下来了，但是每月依然领取40美元。年底的时候，原公司拒不付给那120美元。于是，莫尔根告到法院，法官认为莫尔根一直领取每月40美元，实际上就接受了这个工资条件，既然这样，再判给他120美元是不应当的。
案例（2）：1921年，美国法院又审理了一个类似案例（1）的案件：施瓦兹雷池诉鲍曼•巴池公司。服装设计师施瓦兹雷池与鲍曼•巴池服装公司签订了一份契约。服装公司答应每星期90美元的报酬。不久，另一公司以每星期100美元的报酬聘请他。施瓦兹雷池要求原公司提高工资，原公司也要求一样年底付清。施瓦兹雷池每月依然得到90美元的报酬。年底，原公司一样说话不算数。施瓦兹雷池告到法院，法官判决原公司支付应补的工资。
于是，疑问便在我们脑中形成：为什么相似的案件会是截然相反的判决，法官不是都依照法律来断案的吗？在规则与具体判决之间，我们发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正是裁量权的存在，才导致了判决的截然不同。于是，我们就在想，法官根据自己的自由裁量所得到的判决，都会是公平，正义的吗？
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应该存在
西方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孟德斯鸠说：“任何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都要到边界时才停止,没有边界的权力便是一种无休止的任意性的权力,必然弊害无穷。”[2]社会契约论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形式主义论者认为，法律条文是神圣的，一切都必须按照法律条文来办，法官只不过是机器，是“法律的喉舌”。如此看来，法官并没有自由裁量权，只是机械的运用法律的法匠。但是往深层方面去想，这似乎出现了问题。我们发现，无论立法机关多么伟大，制定的法律多么包罗万象，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只能是幻想，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总是有限的，又是滞后的，而案件是千变万化的，无论怎样总会出现一个案件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总会出现一个真空状态，这个真空状态又如何解决呢？
也许有人会说，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法官就先别判决，等立法机关立法后再判。但是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不现实的，试想一下，当事人双方焦急万分等待法官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哪知道法官大手一挥：“对不起，此案件所涉及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本院暂不受理。”你想想，假如所有有疑问的案件法官都这么处理的话，纠纷又如何解决?人民又如何信赖国家？社会是否还进行得下去？早在几千年前中国的庄子就说，用有限去制约无限，殆矣。于是，我们发觉，强求立法机关制定所有法律是不现实的，法官的自由裁量似乎有它存在的必要。
但是，现实当中还有一种情况，假如说法官面对的是一个毫无争议的案件，完全可以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来判决，那么，法官闭上双眼，大笔一挥，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自由裁量啊？问题是，根据实际情况我们知道，社会上的疑难案件远远多于非疑难案件，法官的自由裁量的机会远远多于完全依据条文的机会，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需要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二、法官是在造法吗
我们承认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是否意味着法官的自由裁量出来的判决是法律，法官是否在造法？
我们知道，立法的规定是抽象的，法律文字难免要由法律执行者来解释，谁解释，谁就可以说了算。法律在运作的过程中需要司法机关的解释，而这就给法官提供了一个天地。西方法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派别，叫现实主义法学派，在他们的眼里，法律或者是:(1)实际的法律,即关于这一情况已作出的判决;(2)大概的法律,即关于未来判决的预测。[3]正如约翰•格雷所说：“归根结底，立法机关所说的只是语言，而这些语言的真实意义是由法官来说的。……人们有时说法律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另一部分是法官制定的法。而实际上；所有的法律都是由法官制定的，只有法官才能给法规——这些死文字以生命。在一个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分立的社会中，什么是法，什么不是法，有发言权的只能是司法机关。[4]现实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弗兰克认为：“普遍的命题不能决定具体的案件，因此，从法官处理具体案件的角度讲，法律规则是不确定的。事实上，一个具体案件可能适用多种不同的法律，很难说哪一个规则是必须执行的。[5]照这样说的话，我们会觉得法律是没有确定性的，我们无法去把握，而决定权在法官的手里，我们会对权力的制约产生疑问，法官僭越了立法权，法治的基础岂非受到挑战？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6]再者，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会受到自身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如此，又如何能够保证法官的公正？正如格雷列举了大量案例说明一些“法外的因素”也必须作为法律渊源去考虑。例如：历史因素、社会政治、经济思潮的影响以至法官个人的思想信绪、性格爱好等等。[7]由此延伸，我们会觉得我们受控于法官，受控与具体的判决，而不是规则。
现实主义法学派的说法也许太过于偏激，甚至将自由裁量引向了极端，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看到了现实当中的实际问题，看到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在审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乃至最终影响力。这也让我们反思，我们的制度本身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三、法治？人治？法官之治？
西方法治的假设前提是人性恶，正因为人是趋利避害的，所以需要一个制度来制约人的恶性，在经过漫长的比较之后，人们舍弃了人治，选择了法治。因为人治让我们的生命和自由陷入危险，我们知道，法治是为了排除人治的专断，为了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8]在法治的状态下，司法权是绝对独立的，不受任何的制约，法治本来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的专断，但我们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让法官有足够大的权力去解释法律和创造法律，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制造出了一个新的权力，正如霍不司所言：“如果你相信法治，那你不过是在权力之上又设置了一个权力，这就是法官的权力。”[9]而这个权力是我们难以控制的。杰佛逊说：“信任是专制之母”，沉痛地指明了在权力的运转过程范畴中，对权力的拥有者必须有所制衡，否则必然形成专断。[10]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如何去判定法官所行使的自由裁量权是公正平等的？
法官的判决具有强制力，无论对错，人们都一定要遵守，不然就强制执行。如果法官由于误解而出差错，由于误解而导致某人被捕，那么，法官要承担赔偿责任吗？法官个人的情绪在影响着判决，我们是否还能认为法官永远是公正的？如果不能，法治是否成了法官之治，又走回了人治？
有学者认为：“现代的自由是法治秩序下的自由。”[11]但是，我们无法去制约法官，一切由法官说了算，在这样的法治之下，我们的自由又如何保障呢？
四、简短结语
尽管我们可以找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种种不足，找出法治的诸多缺陷，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在权衡了种种制度之后才做出了我们认为最好的选择——法治。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是古代的人治，那种人治是一般规则上的人治，而法官的人治是一般规则下的人治。[12]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前提。法官可以自由裁量，这是我们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而做出的选择，但是，自由裁量并非是毫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和本意指导下灵活运用法律的权力。正如日本宪法所规定的，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可见，法官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当我们承受过无限制的权力带来的后果的时候，有理性的人们又怎么会重蹈覆辙呢?正如有学者所说的：“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使人民失去安全，并破坏法治的统一。”[13]但适度的自由裁量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体现法的灵活性，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社会发展的条件，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与自由主义并不矛盾。进一步说,在一般案件中,法官是能够遵循法律的,而且通常也是愿意依据法律的。我们不能否认，法官有时候会不诚实，会有专断的可能，但正如托克维尔说的：“美国总统职位总是只能吸引二流人物，而法官职位却吸引着这个社会最聪明的大脑。”[14]我们愿意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法官本着心中的公平正义，凭着规则进行的自由裁量绝大多数时候是不违背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的，是不违背法治社会的要求的。给予法官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是我们做出的最好选择。
[参考资料]
[1]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
[3]彭灵勇《对现实主义法学的反思》摘自《 社会科学家》1997年第1期
[4]刘全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刘全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
[7]刘全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8]周天玮《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
[9]霍不司《利维坦》
[10]周天玮《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
[11]任强《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立法与内涵》
[12]刘星《西窗法雨》花城出版社
[13]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14]周天玮《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
中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等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或“本组织”）成员国元首于2012年6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
元首们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体系发生着复杂的变化，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区域协作加强，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信息技术作用越来越大。
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共同有效应对全球挑战。世界经济形势十分复杂，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大规模经济金融危机可能再次爆发，恐怖主义、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发展失衡、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危险、地区和局部冲突等威胁和问题仍然存在。
上合组织反映了各成员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继续为和平、合作、发展而富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践行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推动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国家关系有效模式。
在成员国共同努力下，上合组织已成为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维护着本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有力地打击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发展了区域合作，加强了睦邻互信关系。
成员国将继续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发生边界争端，维护和平、安宁与稳定。
成员国将继续加强在本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提升合作水平，把上合组织地区建成持久和平、友好、繁荣与和谐的地区。
为此，元首们声明如下：
一
成员国呼吁国际社会实现多种文明和平共存与对话，谋求共识，协同可持续发展，尊重各国传统和文化价值观念，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基础上巩固国家间关系。
成员国恪守《联合国宪章》、《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及成员国加入的其他国际条约，不断发展和深化相互关系。
成员国在彼此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建设相互关系。成员国彼此支持各方为保持国内稳定、发展国民经济所作的努力。
成员国不参加针对其他成员国的联盟或集团，采取一切措施依照国际法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彼此间或与其他国家间出现的问题。
二
成员国认为，应在国际关系中推广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在世界上建立尊重所有国家利益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空间。
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单方面不受任何限制地加强反导系统将对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产生危害。有关问题必须由所有有关国家通过政治外交努力来解决。成员国坚定地认为，实现自身安全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
成员国支持建立无核武器世界，严格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合组织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签署《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有关议定书，切实推动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建立。
成员国主张确保外空安全、和平利用外空、防止外空武器化，推动制定“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推动制定并在国际社会实施外空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
成员国将在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基础上，推动建立和平、安全、公正和开放的信息空间。成员国反对将信息和通信技术用于危害成员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的目的，防止利用国际互联网宣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想。
三
成员国认为，地区事务须由本地区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协商解决。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具体协作方式和机制应由该地区国家决定。
如出现对本组织某一成员国或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形势，成员国将根据本组织相关文件采取政治外交措施，及时妥善应对。
成员国继续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非法贩运毒品和武器等跨国犯罪活动、非法移民以及应对其他安全领域的新威胁新挑战。
成员国支持阿富汗建成独立、中立、和平、繁荣和没有恐怖主义、毒品犯罪的国家，认为阿民族和解进程应由阿人主导、阿人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在协调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国际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成员国将协助阿富汗人民进行国家重建。成员国决定给予阿富汗上合组织观察员地位。
成员国对西亚北非地区局势深表关切，衷心希望这一地区实现和平、稳定、繁荣和进步。呼吁国际社会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尊重地区国家和人民的自主选择，推动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反对进行武力干预或强行推动“政权更迭”，不赞成进行单边制裁。
成员国强调，必须停止叙利亚境内的一切暴力行为，支持尊重叙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广泛国内对话。欢迎联合国安理会支持调解危机的政治努力，认为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符合叙利亚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成员国对围绕本组织观察员国伊朗的有关事态发展深表担忧，认为任何以武力解决伊朗问题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这种企图将产生不可预见的严重后果，威胁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安全。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可能导致对抗进一步升级的言论和行动。
成员国认为，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主张应严格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支持六国与伊朗开启可持续对话进程，通过有关各方对话谈判以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伊核问题。期待伊朗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在维护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
成员国根据本国社会经济发展优先方向，通过相互支持，不断在现代化和创新发展基础上增强经济发展潜力，大力推进经验交流和务实往来。
成员国认为，经济全球化应有助于建立均衡、互利、公正、高效、非歧视的惠及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
成员国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消除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做出贡献。
成员国将深化和完善互利互惠的区域经济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实施共同投资的大型项目并吸收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参与。
成员国认为，应继续促进各成员国边境地区及毗邻地区合作，加强互联互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成员国将努力保障本地区能源安全。
成员国重视发展连接欧亚的交通基础设施，建立相应的国际交通走廊，提高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联运效果，并将为完成上述任务继续加强合作。
成员国根据本国法律和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保障生活在其境内的其他成员国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益。
五
上合组织地区的顺利发展需要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为建立公正、民主的国际秩序坚持不懈地努力。
联合国应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国际互利合作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成员国重申支持联合国通过改革提高效率，增强及时有效应对挑战和威胁的能力。
有关各方应继续协商，就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找到能够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达成最广泛一致。为维护联合国会员国团结，不应人为预设谈判时限，不应过早提交讨论任何在目前阶段尚未得到压倒性多数会员国支持的方案，包括不采取“零散处理”的做法。
成员国重视进一步发展与本组织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与本组织签署相关文件的国际组织、地区组织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富有成效的协作关系。继续与其他赞同上合组织宗旨和原则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开展对话。
成员国满意地指出，国际社会对与上合组织建立联系的兴趣上升，欢迎土耳其共和国成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参与本组织框架内的合作。
六
成员国强调，在“上海精神”指引下，上合组织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主体和建设性力量，已成为21世纪国家之间和区域合作的典范。
成员国将通过在本地区构建和谐友好伙伴关系，继续促进世界的和平、公正、民主与多元，推动各国和全人类的进步与繁荣。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 阿塔姆巴耶夫
俄罗斯联邦总统 普京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拉赫蒙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卡里莫夫
二0一二年六月七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