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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律师文化的现状研究

河南颖滨律师事务所 郭力

律师文化建设是司法部及全国律师协会着力倡导和支持的重要工作之一，特别是全国律师协会最近专门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起草了《中国律师文化建设纲要》，以及全国律协发布的《2006年中国律师业发展报告》都是对律师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的体现，作为一名律师，对律师文化现状进行研究，从而能够在研究、学习中得出律师文化建设的体会、感受，进而能够推进律师文化建设，当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一、 律师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众所周知，对任何一件事物、工程、现象的研究，首先要弄清被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同样，对律师文化研究也要首先从律师文化的概念、内涵入手，唯有如此，才能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深入浅出，得出律师文化建设的真谛。
律师文化，顾名思义是律师的文化，它应包括律师个体的文化、律师事务所集体的文化、律师协会团体的文化。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律师意识形态的好坏、优劣、先进性与否直接关系到律师业生存、发展的质量，也是律师业是否有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律师文化具体表现在律师的个人气质、人格魅力、道德水准、精神风貌、执业水平、社会责任、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的服务标识、管理规范、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等。律师要有仗义护法的使命，诚信执业的道德，高超的护法之策，赤诚仗义执言之情，律师业务拓展领域广泛，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严谨细致、克难制胜，化腐朽为神奇的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价值观；具有责任、诚信、协作、创新的核心理念；具有学者型、政冶家型、社会活动家型、企业之友型的律师风采。
二、律师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律师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或者说至多是初级阶段。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指出，人类需要的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而温饱阶段考虑的是生理和安全需要；小康阶段考虑的是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富裕阶段才考虑到自我实现问题。虽然其这种划分有片面性，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其有相当合理的成分。我国的律师业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之前，律师大多数被人们称为“讼棍”，不为民众所尊重，也是生活逼迫及社会大环境所造成的，但也出现过大律师施洋、史良等具有铁血骨气的律师或“讼师”。解放初期，一直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军管或者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几乎没有律师业务的开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砸烂公、检、法，群众专政盛行，当然律师业也一样无一幸免。直到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律师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当时的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国家核发编制，象现在的公务员一样，是国家公职人员，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许多律师都是国家任命、指派，情愿不情愿，专业非专业的都成为了所谓的律师，文化层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律师文化建设来说，至多有部分地区、部分律师的“自发”行为。1986年，司法部开始组织律师资格统一考试，200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系列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修订了《律师法》，确立了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律师的准入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并与世界接轨。律师队伍的素质明显提高，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律师文化建设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基础越来越稳固。
就我国律师文化现状而言，可概括为，正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过渡。全国律师文化建设极不平衡。律师文化建设的盲目性、无序性，缺乏成熟的律师文化建设的经验，律师文化对许多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协会来说是一种新事物、新现象，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丰富的具体的感性材料。
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天津及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内地省会城市为数较少的精英律师齐头并进，已经从温饱走向小康，甚至走进富裕。因此，这些地区的律师文化建设较为先进。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从国内走向国际，从诉讼走向非诉讼，从“自发”走向“自觉”，并与国外律师相互交流，建立了较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制度，代表了较高水准的律师文化水平。他们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从人文的关怀方面都优越于中西部及欠发达地区的律师。
对于执业5年以上的中西部律师而言，律师文化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有了一点律师文化建设的启迪，受发达地区的律师文化的熏陶，极想尽快建立自己的律师文化，但大多是“东施效颦”，盲目学习，没有形成自己的律师文化理念。还有部分刚刚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的律师，纯粹属于“乐不思蜀”的一族,有了一点成绩，沾沾自喜，为了一点荣耀，竭力争取，得到后又不加珍惜，这类律师对于律师文化大言不惭，子虚乌有，根本没有一点律师的素养。
对于执业5年以下的中部律师及大多数的西部律师而言，律师文化是可盼而不可及的。因为他们刚刚从事律师行业，或者说执业经验不丰富，加之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无序竞争，社会关系少，社会阅历少，本地区经济发展较弱，再者许多律师事务所名为团队，实为各自为战。新律师得不到指导帮助，办案中，照本宣科，按图索骥，实务中眼高手低，无从下手。因此，这些律师竞争力较弱，加上团体会员费、个人会费、年检费、保险费等集于一身，一年下来，几乎没有什么节余，甚至有些律师连上述费用也难以承受。如果给他们谈律师文化，无疑是不切实际。特别是西部地区许多县市律师凤毛麟角，严重缺乏，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欠发达，许多人打官司根本找不到律师或者律师很难挣到较高的代理费，这些人仅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一味发强调律师文化建设，也只能是望之兴叹。
地方各级律师协会大多是名存实亡，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开展业务。因为，众多的律师协会还没有从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中脱离出来，律协秘书长大多是由律管处（科）长兼任。律师协会的章程也是形同虚设。只有珠海、深圳等地律师协会才勉强通过直选的方式选出了自已的律师协会会长，购置了自己的会所，真正成为了的自律组织。但必竟为数较少。
二、 推进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虽然，我国律师文化建设现状不容乐观，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律师文化的积极性，并已着力开展各种活动，创造各种条件丰富律师文化生活。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也先后对律师队伍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即有鞭策又有鼓舞，这是律师文化建设好的开端。之所以这样，是与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分不开的。
党的“三步走”战略步骤的提出以及实施过程明确了我国在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再者，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五年多的时间，许多领域与国际接轨步伐加快，迫切要求中国律师走向世界，律师文化建设与世界同步。
通过律师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社会形象，形成一整套律师队伍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进而提高律师的人文精神、服务宗旨、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品牌效应、管理方法、知识产权、工作环境等。同时，律师文化建设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具有自我规范作用，提高凝聚力、协调三者关系，提升律师素质与品位，从而增强律师执业的竞争力。
三、 律师文化建设的对策和思路
律师文化要建设好，首先，要从政治上关心。把律师的冷暖放在心上，把律师吸收进党组织、人大、政协，在提高他们地位的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人大、政协部门参政、议政、决策的能力，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出力献策。我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尤其是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方面，突发矛盾时有发生，群体性上访、诉讼案件不断出现，律师作为社会人、自由职业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道德素养、知识水平能够更容易感化公众。司法部也及时提出了律师及时化解矛盾的意见。如果律师没有什么文化水准，混同一般人，是根本得不到群众信任的。其次，要从政策上支持。司法部及地方各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要从全局出发、长远出发，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所以及部分“?律师”、“野律师”，为律师从业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缓解我国律师紧张的局面，为地方基层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帮助。现实生活中，法律服务所涌进城市，打着律师的牌子，进行收费代理，与律师事务所进行不正当竞争。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律师业务本来就不好做，加上法律服务所的“低价竞争、“夸海口竞争”无疑给律师业务雪上加霜。再次，从经济上扶持。国家可以对中西部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从财政上给予支持，拨出专项资金为律师文化建设给予帮助。对执业3年以下的律师强制推广“带薪制”、“底薪加提成制”，减免各种费用，使新律师、中西部律师能够轻装上阵，迎头赶上发达地区的律师文化建设水平。凡是从事律师执业的人员，在初始执业时免费发放律师徽章、律师工作装、律师职业装，让公众更容易识别律师。最后，要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律师的文化生活，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各级律师协会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要利用每年的律师培训时间，教育培养律师的律师文化意识，努力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式，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追求公正的律师队伍。建立律师诚信档案，加大对不良行为的监管力度。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征文活动、专题报告，参加学习等方式，促进律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
在律师文化建设中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职业道德的关系。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了律师职业道德的内容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和事实，坚持真理，维护正义，道德高尚，廉洁自律，诚实信用，尽职尽责，保守执业秘密，同业互助，公平竞争，勤于学习，提高素养。从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是相通相融，律师职业道德是律师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律师职业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到律师文化建设。
（二）、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执业的关系
律师文化是律师执业的重要内容，律师文化直接影响到律师执业水平，每个律师都要从我做起、从细微之处做起，才能提高律师执业水平。同时，律师执业水平也反过来影响到律师文化建设。如果律师不敬业，不尽责，不按律师执业规范工作，那也就谈不上律师文化。
（三）、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党建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真实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律师文化建设不可能脱离社会成为独立的文化。在市场经济发展与世界接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就要求律师适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改革、发展。律师作为中介组织，在社会大环境下，自然在其先进律师文化建设中，必须保持“三个代表”不动摇，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断在律师队伍中发展党员，开展党建活动，使党员律师成为律师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先行者，极力推进律师文化建设。另一角度看，律师文化建设好了，律师的整体素质提高了，符合党员标准的律师就多了，同时，又能促进党建工作。
（四）律师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通过律师文化建设，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进一步为构建和谐社会出力献策。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教育，正是为构建和谐社会，从思想意识上提高全民素质的具体体现。因此，要把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推进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相结合。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载体。要将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当前正在着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律师文化的价值取向，贯彻于律师文化建设的具体环节中。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通过推进律师文化建设，教育律师培养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相适应的价值取向、职业操守、行为方式和生活信念，引导律师事务所树立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的工作理念、专业品牌、团队精神、协作意识，保障律师队伍的健康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严格按照司法部《关于加强对律师办理重大敏感群体案件指导监督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的通知》的要求，提高律师文化建设水平，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律师文化建设中还要抓住一个重点，发挥点面结合作用。
各级律师协会是律师文化建设中的重点，创造条件积极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使律师协会真正成为律师的“娘家”、律师的文化中心、交流中心、娱乐中心，律师的保护伞、遮荫处。真正做到律师有事找律师协会。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引导帮助律师协会真正从行政管理部门脱勾，成为真正的自律性组织。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良好的律师协会文化。律师事务所是律师文化建设点面结合部，要积极发挥其作用。律师事务所要做品牌，宣传自己的律师，提高整体水平，从时时处处关心新律师，支持年轻律师，提高老律师，使律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工作，使律师干有奔头，做有思路，行有标尺，让律师文化建设在律师事务所达到最佳的结合。围绕“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总体要求，加强律师宣传力度。推出一批人民满意的先进典型，包括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典型，为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服务的典型，长期面向基层、为基层群众服务的典型，树立律师队伍良好社会形象，使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了解和支持律师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与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件管辖争议问题的复函
1990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法院〔1990〕浙法经字17号请示报告和江苏省高级法院苏法诉〔1990〕经管8号请示均已收悉。关于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下称“轮运公司”）与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下称“供应站”）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管辖权争议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1989年2月17日，轮运公司与供应站签订购销5万吨烟煤合同一份。同年3月1日，轮运公司又与萧山市城北区工业公司（与供应站实为一个单位，现已撤销）签订购销5万吨烟煤合同一份。两份合同均规定：“交货地点及运费，杭州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费由供方负责。”合同约定的运输方式是送货制，交货地点是杭州市，杭州市应为合同履行地。两份合同均未明确签订地。且，合同标的物尚在杭州市，为便于案件的审理和案件审结后的执行，依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特指定本案由杭州市中级法院管辖。并请你们两院分别通知萧山市法院和邳县法院将本院的有关材料及萧山市法院的案件受理费一并移送杭州市中级法院。鉴于供应站先行起诉，对轮运公司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由邳县法院直接退还该公司。
此复

附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诉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报告 〔1990〕浙法经字17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我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购销烟煤合同质量纠纷一案，我省萧山市人民法院与江苏省邳县人民法院就管辖权发生争议，经协商仍解决不了，特依法报请你院指定管辖。
1989年2月，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以下简称供应站）和萧山市城北区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与供应站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公司）在江苏省邳县草拟了购销烟煤各5万吨的合同两份。服务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由萧山方经办人沈金梅于2月27日带回萧山。3月1日，经工业公司和供应站的法定代表人审阅后，盖上了公章和合同专用章。上述两份合同均规定杭州萧山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费由服务公司负责。3月9日，沈金梅随带上述两份合同和25万元汇票赴邳县发煤。3月，服务公司发烟煤848吨，双方对烟煤质量无争议，萧山方也付清货款。5月，服务公司发烟煤780吨，经萧山方化验，烟煤质量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标准。为此，双方当事人多次在萧山、杭州协商，最后达成煤由萧山方联系销售，按实际销价结算的协议，但因销路无法落实，萧山方再次电告服务公司派员协商处理，服务公司不予理睬。1990年2月14日，供应站向萧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萧山市法院于2月15日向供应站发出补充材料通知书，并建议当事人再协商一次。3月7日至8日，双方当事人再次在萧山协商烟煤处理问题。由于未达成一致意见，萧山市人民法院于3月10日立案受理，并委托邳县法院向服务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服务公司则于3月3日向邳县法院起诉，邳县法院当天受理立案并通知供应站答辩。3月12日，萧山法院接到了邳县法院委托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供应站拒收并提出管辖异议。
3月31日，邳县法院派人到萧山市法院协商该案管辖权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5月16日参加第二次华东地区经济审判研讨、协作会议预备会的江苏、浙江两省高级法院经济庭领导商定，先由杭州中院和徐州中院协商解决该案的管辖争议问题，双方没有统一认识。6月6日本院经济庭与江苏高院经济庭电话协商，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批复的规定，该案邳县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其理由是：两份合同均没有规定合同签订地，对合同的最后盖章地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邳县法院认定最后盖章地在邳县的两份证词并不可靠。所以该案应以履行地确定管辖较妥，而两份合同对履行地均明确规定在萧山市。况且，双方争议的标的物在杭州及萧山市，该批标的物需要质量鉴定及处理，由萧山市法院审理较方便。所以，该案应由萧山市人民法院管辖。
特此报告，请予批复。
1990年6月4日

附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与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购销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争议的请示 苏法诉〔1990〕经管8号
最高人民法院：
1990年6月12日我院收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0）经请字第3号请示报告。现将关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下称轮运公司）诉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下称城北供应站）购销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权争议情况报告如下：
1989年2月17日，城北供应站沈金梅带着合同章与中间介绍人马福兰（原杭州市西湖计划经济委员会干部，现病退）和陆涛（余杭超山包装品厂职工）一起来到邳县，住在邳县陇海饭店，与轮运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5万吨煤炭的合同，合同规定煤炭单价每吨220元，交货数量及日期是“分期分批供货，从3月开始每月5千吨”交货方法是“杭州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由供方负责”。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同年3月28日，城北供应站为了能从另一开户银行贷取煤款，沈金梅、马福兰带着盖好公章的空白合同纸来到邳县，以城北区工业公司的名义（城北区工业公司与城北供应站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与轮运公司签订一份假合同，其内容除价格变为每吨226元外，其余与2月17日合同一致。因该合同是双方商定不履行的，所以轮运公司没有留存。签订假合同后，沈金梅和马福兰两人于2月28日离开邳县去到河南商丘约三、四天。同年3月13日，双方在邳县签订了一份合同附件，规定了具体履行合同的细则，说明：“本合同签订后因二月份雪雨阻隔无法执行，又因需方货款迟到，现本地市场煤价普遍上浮10元，需方应在原定合同价基础上每吨增价6元。”后因煤质问题，双方又于同年5月24日及10月25日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并在10月25日的协议中声明，双方同意中止合同的履行，以上均有住宿发票、证人证言等证明材料为证。
1990年3月3日，邳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轮运公司诉城北供应站购销合同纠纷一案，并于当日下午以挂号信形式委托萧山市人民法院代为送达应诉手续，经查询，该邮件于3月11日为该院妥收，但却迟迟未将送达回证退回。3月28日，邳县法院得悉萧山市法院又以同一诉讼标的，同一诉讼主体立案，遂于3月29日去杭州、萧山协商管辖权问题，未果。萧山法院称于3月10日受理了此案。
经我院研究认为：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2月17日合同（3月1日所说合同相同）签订地是邳县，而非萧山市。合同的履行地按合同规定在杭州市杜子桥码头，属杭州市拱墅区，亦非萧山市。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邳县法院和拱墅区法院对此案都有管辖权，鉴于邳县法院已于1990年3月3日立案受理，而拱墅区法院至今尚未受案，该案应由邳县法院审理为宜。萧山市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5月24日、10月25日两份协议的签订地在杭州市内来确定该“购销合同纠纷”一案中的合同签订地，萧山市法院并据此行使管辖权，显然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1月25日法经函（1989）80号批复的精神。
综上所述，该案应由邳县法院审理为宜。
以上意见当否，请指示。
1990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