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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政府


关于颁布《天津市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天津市政府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现将《天津市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管理暂行办法》予以颁布，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管理，促进专利技术的实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均应遵守本办法。但是，当事人一方是外国的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除外。
第三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采取书面形式。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的专利技术，包括由中国专利局批准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以及向中国专利局提出申请尚未获得批准的发明创造。
第五条 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必须遵守法律、法规，符合国家政策，遵守自愿平等、互利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计划实施和强制许可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依法办理。
第六条 天津市专利管理局（以下简称市专利局）是天津市专利管理机关，负责审查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并监督履行。

第二章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订立与管理
第七条 当事人双方依法就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后，受让方应将合同的副本报市专利局审核、登记。
第八条 代理人代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必须由被代理人出具委托书，并应根据授权范围，以被代理人的名义签订。
第九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包括以下主要条款：
（一）当事人双方的姓名或名称、地址，签订人的姓名，签约的时间、地点；
（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标的；
（三）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类型；
（四）提供专利技术和技术回授的方式和条件；
（五）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履行的期限和地点；
（六）专利技术验收的标准和方法；
（七）专利技术使用费的计算和支付方式；
（八）违约责任；
（九）争议的解决办法；
（十）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已向中国专利局提出申请，尚未获得批准的发明创造的转让合同，其内容除参照前条规定外，还应增加专利申请被批准或驳回后合同条款的变更事项。
第十一条 专利申请文件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组成部分。实验报告、工艺流程、实验后修改意见书等，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协议作为专利实施许可合同附件。合同附件与合同文本有矛盾的，以合同文本为准。
第十二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经市专利局审查合格的，应予登记。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登记：
（一）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危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
（二）专利权宣告无效或专利期满的；
（三）未经共同申请人同意，其中一人擅自与他人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
（四）假冒专利的；
（五）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或无权代理的；
（六）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有显失公平条款的；
（七）侵犯他人专利的。
第十三条 市专利局对审查合格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在登记后的三个月内向中国专利局备案。

第三章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和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经审查、登记后，当事人双方必须全面履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
第十五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经审查、登记后，一方当事人要求变更或解除的，应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对方。在未达成协议前，按原合同履行。
因发生不可抗力或由于另一方违反合同需要变更或解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变更或解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后，由原合同的受让方在十五日内，向市专利局备案。
第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违约的，由违约方承担责任。
当事人双方都违约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违约责任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有规定的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第十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及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当事人因发生不可抗力或由于另一方违反合同而解除合同的，免除责任。
因不可抗力免除责任的，当事人应出具上级主管机关（或居住地、合同履行地街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证明。
第十九条 发生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第四章 专利技术转让费及支付方式
第二十条 专利技术转让费，由当事人协商议定。
第二十一条 专利技术转让费的计算，可采取入门费加提成费或一次总算的方式，也可采取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二条 支付专利技术转让费，应填写市专利局印制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转让费支付单》。
转让方凭加盖“天津市专利管理局专利合同审核专用章”的支票，到受让方开户银行提取现金或办理转帐手续。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专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



1987年9月4日
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于中国法学教育这一话题的研究，一方面，题目必须足够大(宽泛)，才会与较多人有关，并因此感兴趣；但另一方面，问题又必须足够小(具体)，才可能言之有物。
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从宏观层面说说自己的看法，有关当下中国法学教育的两项重要任务。完成任务必须通过个体的努力，但又不是哪个人，哪个学校可以独自完成的，必须靠各个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对从事法学教育的人来说，具体的工作当然非常重要，但身处中国当代，法学教育者还要有一种更开阔的眼光，要大气，把法学教育同当代中国，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和平崛起联系在一起。这是使命感，也是忧患意识。
培养更多合格的法律人
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法律人。这首先有个合格的标准问题。中国现当代法学，总体看来，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相关的各种标准也基本是西方的；但经过100年特别是三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应当逐步形成一些中国标准。
由于中国的国情，社会发展对法律人的需求是多样的。从功能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的视角来看，至少在今天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法律人不可能统一规格。这少说也应包括两大块，一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发达地区日益全球化的法律实务需求，即所谓的高水平复合型国际化的人才。但另一方面，还有中国基层社会、农村社区的纠纷解决需求，包括那些在雪域高原和崇山峻岭中跋涉的马背上的法官。在那里，不仅需要更多的献身精神，也还需要前一类法律人无法拥有的特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而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方面造成了法律毕业生在东部地区相对过剩，而另一方面，许多西部地区都出现了法律人才的严重短缺，甚至法官出现了断层。如果中国，而不是北京、上海甚或中国东部，要建成法治，我们就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培养包括中国社会基层需要并能消费得起的法律人。这个任务不是哪一个法学院能够完成的，需要所有的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分工配合。
中国近现代以来，甚至直到今天，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法律问题从来不是纯法条、法律、法理甚或法治的问题；真正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法律人固然必须坚持法律，同时也要超越法律。中国法学院要培养合格和优秀的法律人，那么在侧重法律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必须把法律教育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应当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和真切感受我们面对的这个具体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和世界，更多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不仅要在法律层面，技能层面，微观层面和知识层面，而且要在中国和世界层面，经济政治层面，宏观层面和判断层面；不仅要理解，能说，而且要能做事，会做事，做成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法学教育还一定要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包括对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使在今天，仍然需要对事业和民族的忠诚，需要献身精神，而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想想那些在青藏高原跋涉的法官，想想在人民法庭为民众排忧解难的法官！
基于法治实践的经验
另一项重要任务，同样需要所有法学院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就是必须在学术智识上建立中国法治实践的正当性：即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面对中国问题，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法治经验和做法予以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系统阐述，使得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既是法学的地方性知识特点决定的，同时也应当成为中国法学的智识追求。这完全不是想排斥外来经验，问题是总不能再过几十年我们说起什么来，还只是“马伯利诉麦迪逊”，还只是《德国民法典》，还只是霍姆斯、波斯纳、丹宁勋爵。这些外国的制度、法典或法律人是伟大，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法学研究和教育提供了某种参照，某种经验，甚至分析理解的基本素材，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中国法治的历史已经表明其自身既不是，也不应当只是这些制度、法典的重复或拷贝，不是这些伟大的法律人可能规定的。不管你个人喜欢不喜欢“中国特色”这个定语，中国事实上一直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即使还有再多的问题，其成就也令世人惊叹。
今天中国法学教育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学教育者如何看和处理这些“中国特色”，能否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将之转化为学术。我们既不能仅仅因为中国经验独特就简单接受，为之辩解，那不会是学术，相反有投机的嫌疑；但另一方面，同样，甚至更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因为中国某些实践经验独特就一定不伦不类，就一定可疑，就应当批评指责。我们不能再重复“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那类荒唐了，永远只是用美国、德国、法国或日本法学教科书的尺子来衡量、批评和指责中国法治的现实。那既不利于解放思想，也不利于活跃学术。一个只相信外来书本概念，不相信自己生活经验的人很难说真有思想。
但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还有点普遍，不仅在法学研究中，而且在法学教育中。这种教育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我们的毕业生只会比较异同、挑刺和批判，不会做事，不想做事，做不成事。若长此以往，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学生都可能变成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奴隶。这会非常危险，不仅对法学教育和研究，更可能对中国的法治、政治、社会和国际政治，不利于中国的稳定发展，不利于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的软实力的增长。
认真总结中国的法律实践
中国法学教育界有责任认真总结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提炼出其中隐含的制度性智慧和经验；不为标榜中国特色，只为了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经验和教训，经由我们的思考，最终成为可供人类分享参考的知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前辈没有机会、条件和能力做这类工作，但我们不做，现在不启动，就说不过去了。即使我们做得不太好，也要开这个头。目的只是让自己，也让学生，看到我们的生活中有思想理论的资源，由此获得一种基于中国的立场，一种直面中国的视角和态度，看到在学术理论层面理解和发现中国的可能，对中国和中国经验有自信，对中国学术有自信。
中国要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文明大国，其影响力不可能仅仅靠经济，也不能仅仅吃祖宗饭，天天讲一些孔孟老庄，或是加上李安、张艺谋或章子怡。看看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不都是甚至都不是文明古国，其影响力主要也不来自它的传统文化或娱乐文化。如果这一点还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说，除了其他，文明大国必须对当代政治、法律和国际政治有其影响力，要有制度的影响力，要有学术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如果中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肩负这一已经开始的历史使命。
上面的话可能会强化苏力“很保守”这样的印象。说实话，我不在乎。这不仅因为从总体上看，保守是法律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必要条件——想想遵循先例；最重要的是，我只想说和做我认为应当做的事，开放或保守不应当是法律人思考和表达其思考时的考量，除非他想迎合什么；而无论想迎合什么，包括迎合民众，迎合时代潮流，隐含的都是一种学术不诚实，甚至某种狡诈。
我在此同法学教育的各位同仁分享自己对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无论是错了，还是大而无当，我都把它投入到这个思想市场中，不害怕淘汰，甚至希望它尽早被淘汰，只要能推动中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