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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统计管理条例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7月29日山东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统计工作的管理，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全面性，发挥统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监督、调控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城乡各种个体经营户以及各种联合经济组织，外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经营的企业事业组织，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举办的独资、合资或合作经营的企业事业组织，本省在省外、港澳地区和国外举办
的独资、合资或者合作经营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依法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有义务如实提供国家统计调查所需要的数据和情况。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抵制、检举和控告统计违法行为。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置统计机构，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配备统计人员，负责组织领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内的统计工作，建立健全统计信息网络，执行综合统计职能。
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统计工作，应指定专人负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业务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的统计机构，小型企业的统计人员，负责综合协调本部门、本单位各职能机构的统计工作，组织指导下属机构的统计工作，在业务上接受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指导。
第五条 省、市（地）人民政府的统计机构内应设统计检查机构；县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设专职统计检查员；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各业务主管部门，可根据需要设专职或兼职统计检查员。
第六条 统计检查机构和统计检查员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涉。
统计检查员履行统计检查职责时，应出示《统计检查证》。
统计检查机构和统计检查员在执行任务时，有权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被检查单位应当自接到《统计检查查询书》之日起十日内对所查询的问题如实答复。无正当理由逾期不答复的，按拒报统计资料处理。
第七条 统计报表由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实行统一管理。各级统计机构组织的统计调查和部门统计调查不得彼此重复、矛盾。
各部门、各单位制发的调查对象属于本部门、本单位系统管辖内的经常性的统计调查表，必须报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备案；超出本部门、本单位系统管辖内的统计调查表，必须报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对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批准或备案的统计调查表，基层填报单位
或个人有权拒绝填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权废止。
第八条 新建或迁入单位，应当在主管部门或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批准证件到当地县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登记，按照有关规定报送统计资料。
变更、撤销和迁出的单位，应当在主管部门或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报送统计资料的县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申请变更或注销登记。
第九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实行统计工作责任制，建立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定期公布有关统计资料。
统计人员应遵守职业道德，依法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和统计监督的职权，如实提供统计资料，及时准确地完成统计工作任务。
第十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国家有关统计资料保密管理的规定，加强对统计资料的保密管理。
县级以上行政区的基本统计资料，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编制、公布和翻印。
第十一条 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要支持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履行职责。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修改，也不得授意、强迫统计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修改，违者应追究其责任。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各业务主管部门和企业事业组织，对在统计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或与统计违法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单位或个人，应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三条 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部门或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经济处罚：
（一）虚报、瞒报和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处2000元至8000元罚款；
（二）伪造、篡改和拒报统计资料或涂改、销毁原始纪录、统计台帐的，处5000元至15000元罚款；
（三）未经批准擅自编制、公布和翻印县级以上行政区的基本统计资料、制发非法报表或违反统计保密规定造成失密、泄密的，处1000元至5000元罚款；
（四）违反规定不办理统计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的，处1000元至3000元罚款。
第十四条 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部门和单位有关领导人或直接责任人员适用于行政处分的给予行政处分，不适用于行政处分的给予经济处罚。罚款数额一般不超过本人月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
第十五条 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罚款，应在该单位包干结余经费中支付，包干结余经费不足以支付罚款的，可在预算外资金中支付；对企业组织的罚款，应从企业税后利润中支付，不得进入成本；对个人的罚款不得由单位报销。

罚款收入缴同级财政。
第十六条 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拒绝、阻碍统计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对依法行使职权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统计检查人员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应从重处罚，不适合担任此项工作的要调离其岗位。
第十八条 对以虚报、瞒报或伪造、篡改统计资料方式骗取荣誉和奖励的单位和个人，由县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提请有关主管部门撤销荣誉和奖励。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应当给予经济处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决定执行；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向有关主管部门或单位发出《统计违法处理建议通知书》，有关主管部门或单位应及时认真查处，将处理结果抄送发出通知书的统计机构；有关主
管部门或单位在接到统计机构处理建议通知书之日起二个月未作处理或处理不当的，统计机构可以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处理或纠正。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
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7月29日
如果司法是立体的，就不止一个维度。罪与罚始终是刑事司法之维，没有罪与罚的主题，刑事司法就会失重栽倒。但是，罪与罚是否是刑事司法唯一考虑的议题？各人见解不一定相同。不过，不少人会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刑罚不是刑事司法最终和唯一目的，除了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之外，对犯罪人的精神拯救与行为矫正也应当是刑事司法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尤其是，一旦判决定谳，落实刑罚的过程便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心，有些刑事案件（如未成年人案件），对犯罪人精神拯救随着审判程序的启动就已经开始。如何对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改造，不仅是刑罚执行机关所关心的，法院有时也倾力其中。

　　河南新郑推出的缓刑会见“新政”，就是法院在改造服刑罪犯方面有所致力的表现。这项“新政”试图改变缓刑执行中的“大撒把”现象，扭转被判处缓刑人员放任自流的局面，通过法院主动安排的会见，用温情建立起缓刑服刑人员与司法的情感联结，以劝解、开导、抚慰让缓刑服刑人员认识到自身的罪错、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殃及自己家庭的损伤面，认清缓刑既有刑罚的性质又有宽免的意蕴，进而唤起改过自新的意识。仔细观察这种做法，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帮教在缓刑执行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帮教中常见的以情动人的办法在缓刑会见中也有充分体现。不过，对于服刑人员的帮教虽然早已经存在，经验也积累了很多，但缓刑会见的做法在形式上是新的，是因为法院介入缓刑执行并以会见的方式进行帮教，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从一千多例缓刑会见的实例中也不难得出这一做法效果良好的结论。

　　这一做法让我想到的是：人之失足，端赖自我救赎，若无悔过之心，自新之意，便始终堕落尘泥而不能振作。但许多人的自我救赎需要外在助力，尤其是犯罪后被课以刑罚，不少人意志消沉，心路迷茫，失去自我救赎的方向与动力，如溺水之人，需要一双援手加以救助。这种救助最重要的是精神拯救，精神拯救若能成功，其效果可以落实在行为矫正上。这种精神拯救有时有意为之，有时无心得之。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描写了这种拯救和自我救赎的例子：受到不公正司法之害而对社会充满仇视的冉阿让终于刑满释放，在归途中到处碰壁找不到可以栖身一夜的地方，米里哀主教在自己朴素的家里接待他，把他当作尊贵的客人一般接待，甚至拿出祖上传下来的银制餐具招待其饮食。次日，冉阿让离开，银制餐具也被其偷偷携去。不久，警察押着冉阿让带着赃物回来。米里哀主教见状当然一切都明白了，却对冉阿让说：“很高兴看见您。怎么回事儿！烛台也送给您了，跟其他几件都是银器，您可以卖上两百法郎。为什么您没有把烛台连同餐具一齐带走呢？”这件事给冉阿让触动之大可以从他当场表情看得出来：“冉阿让睁大眼睛，注视年高德劭的主教，脸上的表情用人类任何语言都难描述。”此后，这副烛台伴随其终身，成为其自我救赎的精神支柱，米里哀主教用烛台和银餐具拯救了冉阿让的灵魂。人未必将自己的善根都毁掉了，有外在的关心、帮助与拯救，失足者的自我救赎才更有发生的可能，也才能更具动力。

　　河南新郑的这一“新政”是进行帮教的主动行为，体现了当代司法文化的某些特质。我国刑事司法走过了阶级观塑造的斗争型诉讼阶段，某些特定历史时期那种剑拔弩张的压迫型司法往往使被改造者惊恐畏惧却难以心悦诚服。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之后，现代法治观念浸染，刑事司法也摆脱了一味硬性的基调，司法逐渐走向柔化，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罪犯和轻刑罪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成为对失足者帮教的基本方式。这种柔化司法的做法是非对抗性的，也不以宗教精神作为基础，达到预期效果靠的是公权力机关的低姿态和对于帮教对象的关切。这种帮教形成了一种罪犯改造的成功模式，缓刑会见的做法延续了这一模式。

　　对比之下，有些国家对犯罪人的精神拯救有着自身的文化特色，有的是以宗教情怀对犯罪人进行精神拯救，宗教文化、人道关怀和现代法治精神起到使司法柔化的作用，进而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米里哀主教显然是出于基督徒精神而帮助冉阿让进行了精神救赎。这种精神撇开宗教色彩，也仍然不外乎以善感化和人道关怀。这种非宗教化的精神内核与我国帮教中的意识、理念并非没有对话的空间。我国的司法文化有着自身文化特质，但人道关怀、以人为本等精神、理念是符合人性中某些共性的要素的，是可以馈赠失足者的精神烛台。

　　以一定文化托底，对失足者的帮教也就有了相应的精神源泉。当然，缓刑会见的做法，主要是针对缓刑执行中存在的不足而不是主要基于一定的文化理念产生的。缓刑不等于放任自流，这是一般道理，但缓刑执行应当采取哪些有效办法，却不是已经都认识清楚的问题。缓刑主要靠法律威慑、公安机关督导、家庭管束、个人自我约束和相关单位配合来实现其目标。人民法院本来置身事外，但有心者察觉在缓刑人员改造方面，法院并非无可作为。判决由法院作出，法官对判决背后蕴含深意的诠释更为直接，因而也更有说服力，对于缓刑判决效果的了解和控制也有利于很好达成缓刑判决的目的。

　　一般认为，司法权具有消极性，司法总体来说是被动和克制的，不过，近几年来我国法院倡导司法能动，强调司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我国法院的文化特色。对于缓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做出反应，是司法能动的表现，是司法不被动形成业绩而是主动创造业绩的做法，体现了地方法院的有意识的追求，与几年来法院司法主旋律相应和。从已经展开的缓刑会见工作看，新郑法院实行这一制度，取得相当成效。

　　不过，这项制度要成为长效制度，也面临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法院进行缓刑会见，面临缓刑执行方式的变化，缓刑执行由过去公安机关执行改由社区矫正机构执行，社区矫正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国家专门机关在有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督促、劝导并以监督其进行社区服务等方式促使其悔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执行方法。社区矫正势必要比过去的执行方法对被缓刑人有更多的帮教，但法院在社区矫正中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法院如何与社区矫正机构合作，介入社区矫正中对被缓刑人的帮教，需要根据缓刑执行法律制度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另外，法院长期以来存在案多人少的困局，缓刑会见势必牵扯一部分办案人员的精力，付出司法成本，一些国家专门设置的缓刑执行官制度更有优势，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引入。我国若能引入缓刑执行官制度，法院缓刑会见便可由雪中送炭转为锦上添花了。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