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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81号


　　《关于修改〈广州市处理专利纠纷办法〉的决定》已经2012年5月14日市政府第14届1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陈建华
二○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关于修改《广州市处理专利纠纷办法》的决定

　　市政府第14届15次常务会议决定对《广州市处理专利纠纷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中“封存或者暂扣”修改为“查封或者扣押”。

　　二、删除第十七条第二款“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委托市知识产权稽查队调查取证、勘验、封存或者暂扣与案件有关的货物、资料、账册、设备等物品。”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州市处理专利纠纷办法》根据本决定修改后重新公布。


对“法院位置”的随想
齐汇

在德国司法史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即磨坊主诉威廉一世案。威廉一世是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统治者，有一年其欲动员某磨坊主拆迁磨坊以美化其宫殿之景致，并以高价补偿磨坊主的损失。可无奈磨坊主就是不从，死守自家一方之风水宝地。威廉一世一时间勃然大怒，下命强制拆除了磨坊。但在此时，磨坊主并不懊恼，见此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然吾德国尚有法律在。此不平事我必诉之法庭”。而后磨坊主诉威廉一世案在法院审理，并以威廉一世的败诉而告终。皇帝服从法院的命令，将磨坊依原样重建，并赔偿由于拆迁房屋给磨坊主带来的一切损失。此案成为了德国司法史上标志司法独立的里程碑，为后世所传诵。
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曾经对司法权的独立问题进行过阐述，其曰：“由国王提名但不能由国王随意撤职的人组成的特定机构，这种独特和分立的司法权的存在构成一个维护公共自由的主要因素，除了在某种程度上普通司法既与立法权又与执行权分立，这种司法权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无独有偶，在美国同样也有类似的案例。政府希望在郊外的某块土地上建设飞机场，可是在飞机场规划的面积内有一位老人独自住在一间小木屋内，机场的建设方多次责令其搬走，但老人一直不从。后来，建设方强行拆除了此间破旧的小木屋，于是老人当即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的结果是机场建设方败诉，法院责令其在规定的时日内对老人的房屋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后来机场迫于无奈，只能将原规划中的飞机跑道向偏离小木屋的方向移动了一些，以保障飞机的安全。可是在我国逐步走向法制社会、法制经济的今天，我们的法院在解决上述类似案件的时候，恐怕将不会有德国和美国的法院这么“潇洒”。我国宪法中明确地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现今的形式看来还仅仅只是一个众多法律工作者追求的目标，要真正落实到实际的司法审判当中恐怕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
法院难以独立地判决一切案件，是当今中国司法改革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申言之，当案件是普通公民之间的纠纷，“拉关系”、“开后门”就成为了大多数案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许多的当事人在茶余饭后发表私见时，感慨地说：“我们拉关系、走后门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在诉讼中谋求法官做出偏向于我们的判决，而仅仅只是为了获得较之对方公正的裁判”；当案件涉及地方经济的存续与发展，或者属于老百姓告地方政府一类的案件时，地方党政领导的态度便对案件结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法院的人事、财产和物资均控制在地方党政领导之手，法院体系内部受到来自纵向与横向的双重领导，法院在自己的人财物都受控于他人手中的时候，又如何行使宪法中赋予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曾经在某基层法院中出现过这样一幕：某农民状告当地政府，法院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当该地的某位重要领导干部走入法院的办公室时，法官们便热情的接待，又是泡茶又是让座，此农民见状之后知道诉也是白诉，随即自动的放弃了起诉，这不禁令人心寒。
法院不仅仅只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场所，更为重要的是法院是一所普法学校，是公民用来制约政府公权利的有力屏障。维尔曾经在《宪政与分权》一书中提到：“分权学说的漫长历史反映了多少世纪来人们对一种政府体系的期望，在这种体系中政府的权利的行使将受到限制。”法院往往通过对案件的判决，实践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通过判决书中对法理念和社会情理的分析和阐释，在人们心中建立其权利的观念和对法律的信仰，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敢问法院在何方？长期以来我们的意识中就将法院定义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工具，这种定义虽然有其社会整体利益保障价值的一面，但是却忽视了法律对于每一个自然人个别私权的保护。每一个学法之人都应当知道，私法是整个现代法制中最为基础性的法域，是一切法律的根基，可以说没有保护私权利的私法，就没有现代的法治。而在当今的中国法律体系中，最为缺乏的就是对私权利的有力保护。法院应当是界乎于政府与公民之间中立的裁判者，而不是单纯政府权利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西谚曰：“每一个法官都是一座孤立的荒岛”。恐怕在法院内部还是少讲一些“互帮互助”、“协同作战”的为好。
法院的独立不仅仅只是司法系统内部改革的问题，还是一个需要动员全社会共同改革的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传统的关系社会，“关系”二字在社会生活之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当今我国司法改革中法院的独立地位问题有两大难题。第一，怎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中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院独立。假设有一日我们的法院系统从行政系统的干预中脱离出来，形成司法与行政的对立与监督，但如何解决党与法院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从属性与独立性问题却直接关系到法院的独立是形式的独立还是实质的独立之问题。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法院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脱离党的领导，这是既是宪法规定的事实也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的等基本原则所赋予每一个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合伙以及其他各类交易和生产中的主体）的义务。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基于此种特殊的地位，使得党与行政体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算法院从行政中脱离出来，但又无法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其完全的独立性，而党与行政之密切关系同样会使得法院受制于行政，使得司法体系内部级别化、官僚化、行政化，最终使法院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独立，而真正的司法独立，司法与行政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关系和局面将成为空中楼阁，甚至最终化为泡影。第二，就算法院的每一个法官从党政领导的干预中脱离出来，但是在当今这种关系社会中，当一个案件属于“向左走向右走”时，一个法官为何要违背领导的意思而做出有利于他方的判决呢？法官的家属同样面临着职位的升迁，薪水的高低等等问题，其子女也面临着升学和就业的种种压力和挑战，因此法官独立了，其亲属未独立，法官依然不可能做到实质意义上的独立。故法院、法官的独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司法体系内部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全社会所要关注的问题。
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在其《法学导论》中论述道：“司法的任务是通过其判决确定是非曲直，判决为一种‘认识’，不容许在是非真假上用命令插手干预。‘学术自由’被用于实践的法律科学时，即成为‘法官的独立性’。因此，法院没有义务，甚至没有资格去服从行政机关及其首脑即政府的指示”。这种阐述虽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同时也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国情，但是作为一种理论上对于司法独立地指引，在现今看来依然具有其积极的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法院独立地位的形成和确定的源头也许不仅仅是司法与行政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的源头在影响和限制着法院地位的独立。回首中国法治之路，为什么在司法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的今天，我们司法体系的非行政化往往只是作用在表面，而实质上却总也摆脱不了行政化的阴影？为什么我们的司法官员的任免可以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学历方面的背景，导致一大批没有受过法律专门教育的人大步走上审判席成为法官？为什么诸如审判委员会定案这种严重违背法理念的规定还能够长期的存在？为什么我们的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在面对法律与政策时往往在孰先适用的问题上出现踌躇，觉得难以定夺？为什么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总是强调“服务意识”，而不是真正做到法院居于消极和中立的地位？为什么司法考试还不是一个人能够成为法官的唯一考核标准，而我们的法官往往还要接受来自类似于行政机关等级考核等等纷繁复杂的考试，敢问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权威何在？难道说法律还不是一个法官所应当把持的唯一准则和心存之唯一信仰？难道法官在秉承法律办案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价值尺度之衡量？敢问法院在何方？种种问题都将成为中国法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拦路虎和绊脚石，我们应当将其逐一提出并详细认真的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康稳定地发展，才能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正义的光芒照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